【编者按】

　　医学生初入大学，他们对医学有怎样的向往？又有哪些困惑？

　　医生们久经历练，他们有哪些从医故事？有什么的心得体会？

　　医学生与医生们的对话，可以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医学生对话医生”栏目由宣传部联合学工部医预办公室共同开设。借医预办“医预茶吧”品牌活动，安排医学生与名医名师面对面对话，让医学新生感受名医大家的魅力风范；通过聆听前辈的学医从医的成长故事，对医学新生进行医学职业精神的启蒙。　　

 

　　采访嘉宾：

　　陶勇，北京大学医学部97级优秀校友，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人物介绍：

　　职业经历方面，2007年，陶勇从北大医学毕业，取得博士学位。31岁时，担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35岁时被破格提拔为眼科主任医师，次年升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科研工作方面，主要集中在高分子材料在眼内的应用研发。陶勇主持6项国际、国家级科研基金，发表SCI论文98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6篇。已出版学术著作《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

　　公益事业方面，陶勇主持建立国内唯一一家“眼免疫实验室”，并为兄弟单位提供检测服务万余次。发起成立了红十字彩虹志愿服务队光明天使分队。三次参加中华健康快车公益行动，为贫困患者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逾两千例。

　　社会活动方面，陶勇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葡萄膜炎与免疫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是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同时担任《Hong Kong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编委，《中华眼科医学杂志》通讯编委。其参与的出版作品《目光》被评选为“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

 

　　

怀携初心，践履使命

　　

　　赵潮波：您在去年年底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可以在医生职业中获得一种价值感，请问您如何定义这种价值感？

　　陶勇：这种价值感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让救治的对象更加快乐。第二，让我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快乐。我用眼内液检测帮助了很多疑难眼病的患者，在第一时间内找到精准病因，帮助他们少走弯路，恢复视力。例如像东北佳木斯的朴某，在骨髓移植术后眼睛出现了病灶，通过眼内液的检测发现是巨细胞病毒，治疗之后保住了视力，现在开了餐馆很幸福。我们不仅救治了这个人的眼睛，也拯救了他的家庭，所以也给带我自己带来很大的价值感。因此，这两个方面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时，我也在以医生的身份与同学们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价值感。现在一些医学生充满了迷茫，读到了我的回信之后，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从医信念，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再感到痛苦，而是觉得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支持他们坚定学医的初心。我能够利用现在的影响力，让更多年轻人更加看到医学的魅力所在，让他们能够坚定地在医学岗位上奋斗和前进，我认为这一点的价值并不亚于我原来在手术台上治病救人。

　　

　　

　　董睿晴：我们在您之前的采访中了解到，您第一次萌发学医的决心是因为目睹一位眼科医生治愈了母亲的沙眼。那么这种青年时期的心愿是如何演变为“天下无盲”的信念的呢？

　　陶勇：目光是心灵的窥镜，我希望“天下无盲”帮助到的是更多人的心灵。医学其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无限游戏，过去我所做的所有医务工作，其实也是“天下无盲”的一部分，包括我上健康快车去帮助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解除他们的白内障等眼部的痛苦，也包括原来帮助患者之后，患者捐款到公益基金会，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我认为其实这些都是符合“天下无盲”的内涵。这种信念转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从医过程中，每个医生都会被很多病人的故事打动。包括前面说的朴某，让我看到“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从医信念的坚持是可以帮助到整个社会的，我们在奉献的同时也在坚定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摆脱迷茫，内心更加坚定。我们用独立思考的精神去面对看过的每一页书，去面对经历过的所有的患者，这些人和事在脑海中发酵，最终就会形成一个方向。那就是我们把这个职业变成无限游戏的时候。

　　

　　赵潮波：您是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好医生，也是我们很多医学生的学术偶像。请问作为一名从医十余年的优秀医生，您认为的“中国好医生”是什么样子的呢？

　　陶勇：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听说过很多医学前辈的故事，他们都在指引着我。例如我国微生物学家的汤飞凡教授和眼科专家张晓楼教授。他们在沙眼肆虐的年代，自己亲身接种病原体，冒着失明的风险，证明了沙眼衣原体真正致病，这种勇敢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还有北医的医学前辈严仁英教授，被誉为围产保健之母。她曾经遭受了很多屈辱和打击，但是一回到工作岗位，就又开始到田间地头去调研农村孕产妇的健康状况，给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丰富和完善了围产医学，大大降低了孕产妇的死亡率。从严教授的身上我学到了乐观豁达的精神。在遇到了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这些“中国好医生”就会像指路的明灯一样指引着我们，让我们坚定从医初心。

　　

熏以人文，滋以温情

　　

　　赵朝波：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技术越先进，越有可能走向异化。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医学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

　　陶勇：技术治的是人的病，但是真正的医学应该还要治病的人，疾病让我们痛苦，所以人不健康，这两件事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将二者割裂了，把人当成机器一样去修补它的一些零件，而忽略了人的内心情感及其社会属性的话，其实会让人感觉医学是没有温度的、是冷冰冰的，这也是叙事医学的重要性，所以韩启德院士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医学的温度》，讲述了医学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人是有故事的，所以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医生也要去了解病人鲜活的故事，跟他的情感发生共鸣，这样的话才能让治疗的过程中不光是治人的病，更是治患病的人，所以我觉得医学与其他的工程学并不相同，就是因为它解决问题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我觉得人文与技术的结合是我们医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它可以消除由于技术过于先进而带来的这种的割裂感，而让技术与人文继续保持一个整体。

　　所以其实我很崇尚中医的治疗理念，一是整体观，二是扶正去邪。整体观指的是不要去独立地看待某一个器官问题，而是要将这一器官的问题置于整体中。而扶正祛邪就是要培养出正气，这样的话才能够减少邪气。如果我们光是有瘤子切瘤子，有细菌抗细菌，而不去注重扶培正本，那么相对而言这个人可能还会不断地得病。所以我认为中医的理念是值得发扬和推广的。

　　

　　董睿晴：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医学生，都会接收到来自社会的各种评价，请问您认为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评价呢？

　　陶勇：首先，我觉得人不可能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中，医生也是，对外界的评价要保持关注，这是我们为人的底线，绝不能为了私利去逾越底线。

　　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也不要过于关注别人的评论，因为如今的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既要听到外界的声音，也不要盲从外界的意见，否则的话人就会像是一个木偶一样被摆来摆去，以至于不知所措。

　　我自己的做法，是从职业中寻求信仰，把心沉到医学事业本身，去倾听患者的故事，去感受他们人性的坚强，去从医学前辈的点点滴滴中去汲取能量，从读过的书中寻找方向，把自己融入医学事业的发展进步当中，从而感悟到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提升自己的格局与认知。这样，当我们接收外界不同的声音时，我们才能加以辨别、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和初心。

　　

　　

　　赵朝波：结合您的个人经历和医生的角色，您对医患关系这个问题有怎样的看法呢？

　　陶勇：为了处理好医患关系，首先我们要把握患者的心理的动机，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和技巧。比如我自己还特地去北医六院上了一个催眠的培训班。

　　然而，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医患关系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更深层面的认知问题，是情绪的问题。因此除了科学技术进步之外，我们确实有必要掌握更多的“武器”来让我们的治疗变得有温度。事实上，技术越发达，选择越多，医患之间的信任成本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医生同时也要提升沟通能力，改善沟通方式，让医学不只有科学的手段，更有人文的心。

　　同时，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格外重要，比如医务社工可以很好地充当医患沟通之间的粘合剂。例如，最近我们在朝阳医院举办了一个志愿者服务行动计划，跟红十字会进行了合作，叫做“彩虹志愿之光明天使”，他们很多都是大学生，当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之间有了纠纷的时候，他们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并不是医生，而是像患者一样的普通人，因而患者与志愿者们更容易产生信任，更愿意与志愿者进行沟通。现阶段，我国在医务社工这个领域还是存在缺失的，但我国的卫生系统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未来想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社会工作者来参与到医患关系的建设之中，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的医患关系也会越来越和谐。

　　

科普中国，健康中国

　　

　　董睿晴：我们了解到这两年来您做了大量的医学科普工作，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那么您认为，医学科普的意义是什么？

　　陶勇：目前的医学治疗理念，正在更多地重视预防而不是治疗，在疾病还没有发展或者是萌芽时期就把它扼杀掉。过去人们主要的医疗费用都是支付昂贵的药物和手术，而未来则可能更多用于体检和检验等形式的早期预防。这样的话，患者不需要承担过多的疾病的困扰，而且整个治疗的周期也会缩短，这也符合我们的新的医学模式，也就是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医学科普就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有力推手。通过普及正确的卫生健康知识，减少因为一些错误的认识和习惯带来的病痛，从而降低患病率，节省医疗开支，保卫人民健康。科普还应该要创新，如今新媒体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如何能让科普的医学健康知识更加有趣、传播更加普及，这是我们的科普工作应该考虑的。

　　

　　

　　赵朝波：您认为您在医学公益与科普中收获了什么呢？

　　陶勇：我从来不认为科普仅仅是单向的付出，相反，我认为我有很大的收获，也让我更加乐于坚持。利用新媒体手段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也给我自己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得以更多地了解媒体人的思维模式与工作状态，这也增进了我的沟通技巧，丰富了我的认知。同时，科普也是一种对我语言的训练，我会思考如何能让科普的内容以更加简洁、更加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方式传播。

　　如今，健康中国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我自己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我也愿意做出更多的创新性探索，希望能够摸索出一种有效结合各种新媒体形式的科普模式，让我们的大众能够更好地从医学科普中得到疾病预防和保健的知识，让全民健康事业得到更好地实践，而不仅是停留在口号上。

　　

　　

　　采访人：

　　医学预科2020级预防1班 赵潮波

　　医学预科2020级医学英语班 董睿晴

　　录音整理：

　　医学预科2020级医学英语班 董睿晴、周晨枫